美国大学非法歧视亚裔
(郑朴捷律师专栏--原载2006年9月1日《侨报周末》)

这个周末是劳动节。劳动节后,成千上万的亚裔子女开始大学生活。但是,很多亚裔子女未能如愿上他们想上的学校。那些学生和家长应该考虑这样两个问题:(1)美国大学有没有歧视亚裔;(2)这样的歧视是否合法。

2005年6月发表的《社会科学季刊》里,普林斯顿大学的Thomas Espenshade和Chang Chung说,如果大学录取过程中完全不考虑种族因素,黑人和西裔学生比例会大量减少,但是白人比例却不会增加太多。每五个由于黑人和西裔学生比例减少而造成的空缺中,四个将会由亚裔填补。准确地说,在黑人录取率从33.7%降到12.2%、西裔录取率从26.8%降到12.9%时,白人的录取率只会提升0.5%,而亚裔的录取率却会从现在的18%上升到23%。换句话说,美国大学里的扶助少数民族的政策,是由牺牲亚裔学生录取率来达到的。

联邦最高法院,对大学扶助少数民族的政策的看法是:可以用暂时性的优待补偿以往的歧视。换句话说,最高法院允许优待以前受过歧视的族裔,但不允许种族配额。也就是说,大学不能制订政策说百分之多少的新生要是某个族裔。照最高法院的说法,亚裔是受歧视的族裔,应该享受优待,而不应该受到歧视。

换句话说,如果高等院校老老实实地遵循最高法院有关扶助少数民族政策的裁定,所有不受优待的族裔,包括白人和亚裔,应该付出同等的牺牲。有意思的是,研究报告上还提出2003年白人把密西根大学告上联邦最高法院的事情(Gratz v. Bollinger和Grutter v. Bollinger),并且指出,原告的主要依据(也就是白人受到少数族裔歧视)是不存在的。

从法庭运作来说,下一步棋该亚裔走了,因为法庭受理一个案子的先决条件就是被告要有所谓standing,也就是说被告要切身受害,而且法庭判决可以弥补所受其害。现在的大学通过歧视亚裔,来扶助黑人和西裔,因此白人不能就此提起诉讼。

美国社会从来不把公正放在一个台盘上拱手送给任何人,但是美国给任何人一个争取公正的机会。这个机会就体现在法庭。而且,美国社会崇尚那些因自已的利益受损,拍案而起、诉之于法的人。

以Thurgood Marshall为例,他于1933年法学院毕业后,参加NAACP,通过法律途径,和种族歧视宣战。他最有代表性的案子就是代表Linda Brown和其他12个原告以群体诉讼(Class Action)的形式起诉堪萨斯州Topeka市教育委员会。

这个案子一路都是教委赢,很大的一个原因是那里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的师资和设备基本上是平等的。最后Marshall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结果旗开得胜。最高法院九个白人法官以9比0把案子判给了Brown。用最高法院的话说,“用教育设施[进行种族]隔离,从本质上说,是不平等的。”

Marshall本人也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尊重。1967年,Johnson总统将他提名为最高法院法官。一直到1991年退休,他一直致力于协助少数民族,取得了可歌可泣的成果。

这就是所谓的美国精神,也正是我们亚裔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