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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起与中国做生意，人们立刻会想到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的廉价产品。但是无论进口什么产品，在进口过程中，有很多问题需要注意。例如，进口食品或药品就很有讲究。首先，美国进口商一定要向联邦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注册。然后，在食品到货的5天内，通知海关和FDA货品到达的日期、运输方式、原产地、货品类别等等。为了保证货品顺利到达，进口商最好在发货以前就肯定该货品符合FDA的要求。
进口药品，自然会比进口食品麻烦得多。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人命关天。另一方面，一出事就不是小事。在90年代中期，因为标记错误，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出口海地的标记为药品成分的二甘醇（一种毒药）使近100名儿童死于非命。去年，中服嘉远贸易公司出口到巴拿马的二甘醇被混入感冒药使至少138人中毒。这两起事故，死亡总数接近200人，另外有无数人受到伤害。因此，巴拿马请求美国向中国施加压力，控制其药品的出口。再者，进口未经发明者准许而制造的药品，可能违反美国药厂的专利。
进口药品的麻烦还不仅于此，一旦违法被发现，就会导致官司。例如今年1月，根据海关报道，他们在俄亥俄州Wilmington的DHL的中转站查出3千多片由宁波弘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发出的假伟哥。这些假伟哥的包装标明内含葡萄子提取物，目的地是位于中美洲的网络药品公司。据《纽约时报》报道，宁波弘诺的法人代表聂安在电话中否认贩运假药，但是承认出口伟哥成分、广告不实、违法使用另一个公司的进出口许可证、和使用假的公司名字。
虽然宁波弘诺自称是一个制造商，但是它不生产任何药品（聂安承认其广告不实）。中间商假扮制造商的进一步问题，是买方根本无法确定药品是什么地方来的。聂安说，他们出售的伟哥的主要成分是由一家偏远地区的小厂制造的。他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厂，他第一次听说这个厂是因为该厂派人在一个展销会的入口处发传单，但是该厂没有参展。和这些中间商做生意，很多的风险就是这些公司虽然出口量很大，但是公司本身一般很小，员工总数可能只有十几个。一有风吹草动，它们立刻关门大吉，使得海外的买方有苦无处诉。
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法律的漏洞。目前，中国对药品管制紧，对化工产品的管制松。这样，很多化工公司就开始制造药品原料，甚至成品药出口。对于这类公司，中国的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无权管理。这些公司就把它们制造的药品出口到世界其它国家。化工厂的条件一般来说，比药厂要低很多。所以他们制造药品的成本也就更低，出售药品的利润就更高。由于大量化工厂打入世界药品市场，这也就对中国的药厂造成不公平竞争。这里的好消息是中美健康官员已经在今年5月开始谈判，有望12月签署协议备忘录。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在两个国家之间做事，双方国家的法律差别，或者是执行上的差别，会导致很多困难。有时候会将企业家放到一个犯法不行，不犯法也不行的两难境地。
例如，随着中国对美国进出口业务的持续增长，和海外华人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美国公司，特别是华人拥有的公司，已经有足够的信心直接在中国大陆开设分公司。在美国，我们也经常遇到中国公司来美国设分公司，购买或兼并美国公司，来直接开展美国业务。到中国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大陆做事用钱铺路的现实。但是真的这么做会有两个问题。第一是行贿违反中国法律；第二，这种行为违反美国的外国腐败行为法（FCPA）。
先说第一，在中国行贿虽然会遇到麻烦，但是中国执法部门对行贿者一直比受惠者宽容。根据北京《光明日报》的报道，从2006年1月到10月，执法部门调查了8,010起商业贿赂案件，一共贿赂金额是一亿多美金。其中
81%被判受贿，17%被判行贿。而且，被判刑的一般都是受贿者，行贿者一般受到罚款。难怪有人说，这种政策让行贿者得以再次行贿。北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民认为，行贿者与受贿者应该受到同样的惩罚，但是他说在他反复表达这个意见以后，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第二，FCPA禁止美国公民、居民及其代理贿赂外国官员。但是在大陆，谁是官员谁不是官员有时很难分清楚。在中国，政府持有很多上市公司的股份，这在美国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另外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资产，都可以被认为是国有资产，这样，根据FCPA的定义，这些公司的员工属于外国官员。
这里突出要提一下的是海外代理。美国公司到中国去做生意，经常要找一个中国代理。我们前面讲过，很多中国公司的员工，在FCPA的定义下，属于外国官员。而雇用这些中国代理（他们的报酬经常是最后成交总和的数个百分点）的目的，经常就是通过他们的关系，来影响中国公司或相关机构。譬如说，一个美国公司到中国去投标，中国代理拿几个百分点。这样，为了拿到佣金，他们就很可能使用行贿的办法施加影响。这种情况下，美国公司就糊里糊涂地违反了FCPA。
1998年FCPA被扩充，加上了内部信息（inside
information）一条。在那以后，如果一个大陆国有企业招标，美国投标公司的代理，通过给国企内部人员好处，了解到招标的内部信息（如其他投标公司的投标额或预算细节），那这个美国公司也就违反了FCPA。
讲到贿赂的定义，就不能不提来美国考察。中国的公司都很愿意派人来美国考察。那么，邀请他们来美国考察是不是行贿呢？美国公司付给这些人的日常花销费用（per
diem）、旅游、娱乐、礼物等等算不算是贿赂呢？帮助官员的孩子来美国算不算？作这些事情出了问题优势很棘手。
防止违反FCPA有很多办法，“入乡随俗”一般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辩解。篇幅所限，这里我们讨论一个。如果美国公司支付给外国公司官员的钱款，是写在合同里面的，那么美国公司就可以以此超脱FCPA。
中国人工便宜，美国人工昂贵。这样，外包（outsourcing）业务，也就是说把美国公司内部的业务，承包给中国，就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外包中国的问题常常是语言。如果一个公司把售后客户服务外包给印度，那么印度人可以比较快地通过看美国电影等方式学习美国口音，再起个美国常见的名字，和美国顾客沟通。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个语言关就不是那么容易通过。
讲起印度，就不能不让人佩服其在美国外包业上的成功。印度外包业，几乎无处不在。以律师为例，有些律师习惯于口授信件，以往要雇美国员工把录音打出来。现在，在录音完毕后，把特制的录音机插到一个特制的插座上，几个小时以后，就会受到一个email（电子邮件），里面包括录音中的内容，其价格比在美国要便宜很多倍。
印度外包最成功的还要算IT。很多美国公司，把自己公司内部的IT编程工作，完全外包到印度去了。一方面，这是靠工资差价。美国的软件工程师很贵，有经验、胜任的通常年薪在七、八万元，一个关键项目的经理的年薪一般在十万元以上。在印度，三万元就算很高了。另一方面，印度培养了大量的软件工程师。这样，印度本地的承包公司不会为了找不到软件工程师而发愁。而且也不会因为大量需求软件工程师而导致软件工程师供不应求，进而被迫雇主提高他们工资，降低印度的竞争力。外包印度成风以后，在美国本土的软件工程师只开发一些小的项目，做用户分析之类印度没法作的方面，大的、复杂的软件开发及运作项目，全都托给了印度。
另外一类外包，是所谓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company又称BPO，也就是把公司内部的工作程序的一些步骤外包出去。最时髦的BPO包括公司的财会、财务结算、制作报表等等。这些步骤，和公司本身的业务，本来没有多少关系。很多公司，很愿意把这些程序，外包到印度去。
对于华人来说，外包到印度去还有另外一层问题，那就是华人不了解印度文化。这些年很多美国公司在中国也有合作伙伴，甚至在中国有办事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外包他们企业内部的事务，为什么不去中国，而到印度去开辟第三战场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需要说明，BPO不是对所有的公司都适用。首先，与外国
BPO建立关系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其次，由于BPO在海外，交流方面一定是个挑战。语言方面，印度自然占优势，但是另外一点，中国有很大优势，那就是目前中国的BPO大多在为其他中国公司服务，而不是为美国公司服务。换句话说，这些公司没有廉价劳工的优势。在这方面，印度的承包公司因为有劳工价格方面的优势，解决问题的方式经常是人海战术，导致低效率。另外，印度BPO员工换工作太勤，导致近年来薪水提高，但工作质量一直难以提高。相比之下，中国的BPO
就显得精干、有效率。那么到底如何到中国去外包呢？回答：靠的是又雄心壮志的企业家用自己的双脚，去趟出一条路子来。
到中国作业，就一定要提到中国的两个最新发展。第一是股票市场，第二是以人为本，创造和谐社会标语下出台的政策。
上海综合指数从2007年初到10月15日，已经上升了3倍之多，达到6,000点。股票上涨，好处很多。首先，股民会因此赚钱。第二，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总值3.7万亿美元，大概相当于中国一年的经济总产值。这个比例和美国差不多。从这一点来说，上海综合指数达到6,000点并不算很高。第三，照现在的状况，中国市场总交易额今年将超过美国，达到世界第一。而且通过发行股票集资的总额也将达到世界第一。这个数字在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私人投资（而不是由政府）推动的。
但是，股票平稳上涨和大加速度的疯长，有本质的不同。对于了解股票市场的人来说，迅速增长的价格的上升速度（不是价格本身），是一个危险信号。股票市场一般都是受恐惧和贪婪双重心理因素控制的。价格上升速度迅速提高，说明整个市场缺乏恐惧心理，而受贪婪主导。也就是说投资者不太注意公司作业（即所谓
fundamentals），开始盲目投资。这就像乱买东西一样，会买到很多不值钱，不适用的东西。公司也会因为钱来得太容易，手里的钱太多，在花钱时，不太注意是否有效。结果，亏损就不可避免。
股票的大幅下降，是由大量抛售造成的。一旦抛售开始，恐惧心理会立刻战胜贪婪心理。结果正好和狂涨相反，用一句美国的俚语，投资者会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也就是说，在狂涨和狂跌期间，股票市场会失去调节投资这个功能。股票市场突然、非理性的举动，会立刻导致其他效应。例如，一个公司会因为股票市场缩水而现金吃紧，因而还不出银行的贷款。银行一出问题，国家就不能不管。十几年前美国S&L（专门从事房地产贷款的金融企业）出了问题，美国纳税人就曾经付出过870亿美元。这870亿减缓了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而使第一任Bush输掉了总统竞选。
在另一方面，股票下跌导致投资人手里的金钱缩水，进而影响到一个社会的购买力。购买力下降，就会影响到工厂的订单，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中国大陆的经济在以往的30年内，一直是超高速增长。中国社会可以说是遍地机会，遍地黄金。如果股票市场崩溃，导致中国总产值下降到4-5%（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是一个好消息），中国的这一代人，就会觉得这是经济大萧条。美国在1930年代，日本和台湾在1980年代都有过这种教训，股票市场在崩溃的十年内无法恢复。
2007年10月15日到2008年中，就缩水55%。大量的小股民手中的股票被套牢。投资者推动的经济增长自然有好的一面，但是就目前的中国股票市场来说，也有相当危险的一面，因为由投资者推动的经济增长在中国是一个新事物。从投资者，到大企业，到央行，都没有处理股票价格大跌的经验。比较起来，美国以往很多的经验、教训都已经融入法律和各种机构的运行中（如SEC、央行等等）。一旦出现情况，可以及时应对。但是中国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对此的经验就少多了。在投资者一方面，很多退休老人，把积攒起来的一点点钱拿来投资，结果本来没有多少的钱，一下子缩水一半以上。在对他们今后的生活，会起到非常严重的后果。
有一张照片，很能说明问题，一个和墙一样大的显示屏上，显示着各种股票、基金的价格，在屏幕前面，一个老人在啃一个值两元人民币的玉米。这就是现在散股投资者的活画像。网上流传着的股民歌曲，也都是一片低迷。股事对公司的影响，我们上面已经讲过，虽然现在股市对公司的直接影响还不明朗，长期低迷一定会导致公司融资困难。
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在以人为本主旨下，2008年初出台的几个新政策。这些政策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会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例如，该政策使买房的人难于搞到银行贷款，导致大量的房屋卖不出去。另外，新的劳工法使得劳工成本增加。这些政策，加上美元疲软使得中国对外，特别是对美国的出口困难，导致大量订单转去了例如越南这样的劳工成本更便宜的国家。另外，股票市场因为泡沫破裂不到一年就跌了55%，使得公司难于在股票市场上筹得资金。因为国际市场上原油价格不断飙升，国内所有产品都将受到影响。目前，为了保证人心思安，中央政府正在补贴油价，但是有价的补贴是政府身上的一个大包袱，不可能背太久。国内的通货膨胀，在汽油价格还没有大幅度变化时，已经成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到中国去投资，一定要小心。但是目前的状况可能会促使改革深化。在一般产品的生产订单流到越南等国的时候，中国就会被逼着上高等级、高利润的产品。换句话说，中国就会向高端产品靠拢。当然，就我判断，中国还没有这个本事，因为开发高端产品，要有大量专业研究人员。而且设计出的产品一定要受到法律有效地保护。这两点中国目前还不具备。把话说白一点，目前国际竞争极其剧烈，在中国还不明白如何进入真正的小康社会时，就先把福利提高，这样就降低了中国公司的竞争力，给了其它廉价劳动力国家以可乘之机。
我最近连去了几趟中国。2008年度的改变，虽然还没有直接影响公司营业，但是这个改变时能够感到的。动荡的经济会产生大量的机会，但是要想把握住这个机会，是需要大智大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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